明眼人大概都知道，这样的标志大多是为了应付公安和工商管理部门的形式要求。
这个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复杂，人们诉求多种多样，价值观念多元多变，对司法处理是否公正的观点各异，对进入司法领域案件的处理预期林林总总，如果处断与人们预判差距较大，那么无论是否有理，人们对司法都难以认可。虽然在转型阶段，人们呼吁加大对司法运行的监督制约，此时即便是过激的监督，囿于人们对公正的渴望也会被理解，为了矫枉允许过正。
司法不得不在本身功能和承载期盼中步履蹒跚，在精英判断和民众诉求中取得衡平，在两难中踯躅前行。司法之重，不在司法本身，而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国家构建了怎样的司法，司法从业者是否具备了应有的素质。从中，可以看出司法的两难，难就难在承载着太多期望和追求，却又无力实现;难也难在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所有问题堆积而至，最终要靠这道防线来固守，成为不能承受之重;难还难在司法本是一个不能常用或者说最终才用的手段，却成了推动社会运转的最关键齿轮。比如，当舆论高度关注或者对一些案件已经形成了倾向性意见时，如何敢于、擅于坚持司法的底线，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就是极大的考验。边界司法，是因为转型期的社会处于变动的边界。
现如今，一些突破司法边界的情形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表现为司法腐败，但还有一种突破边界的司法行为表现为顺应公众情绪而导致法律职业精神的丧失，而这更加可悲——即为了迎合所谓大众的要求，迎合平息众怒的期待，而对违法者处以超出法律边界的重责。一些社会矛盾尤其是深层次矛盾以案件等不同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使司法定分止争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个案处理的公平公正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如何实现人们预想和需要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上。自我申辩乃当然的权利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为其子申辩，再正常不过，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然而，如果法律只保护正确的辩护，那么将没有辩护的权利可言。一如林毓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意图伦理为主导的文化，所以坚持‘责任伦理的人一开始就不占上风。详言之，即：预设强弱、官民的对立，弱者/百姓天然有理，强者天生有罪。上述案件的舆论反应，典型地体现着这一点。
同时，维稳体制决定了不少官员在具体个案中，把迅速平息民愤、避免出现不稳定表象和因素为唯一要务，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法律、忽视人权。它不仅要面对公权力和强势者的习惯性抵制，也要面对大众观念中习焉不察的暗礁。
每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都会成为受害者。强调规则尤其是程序性规则相对于实现实体目标的固有价值。总之，强奸案的嫌犯或被告人可能被冤枉，此乃不大为人注意的事实。我国历来的政治文化中，往往过分强调功利与实用，而忽略规则尤其是程序规则。
有罪推定和诛之后快的舆论一边倒的案件中，强者或石头反而可能成为平息舆论的牺牲品。实践中不少强奸案件，即便嫌犯不认罪、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链有明显的断环，连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也达不到，但由于我国文化中对强奸犯罪的特殊憎恨，及偏重保护作为弱者的女性等原因，仍常被判有罪。类似事件，理应变成深化社会上下人权与法治常识的训练课。这也是当下舆论生态不正常的重要原因。
都是人母，为何人们对唐慧为其女维权而采取法外手段一致叫好，却不许梦鸽正当申辩呢？公共舆论的一边倒还有批评者认为，申辩可以，但不应通过媒体。几年前，黑社会头目刘涌因涉嫌被刑讯逼供而被改判死缓，旋即引起舆论讨伐，最后又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就是例证。
更重要的是，法律若不保护坏人的权利，好人的权利也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第二，必须修复、重建政府（广义）的公信力尤其是司法公信力，否则当前的困局是难解的。
此风若不能根本扭转，那么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罪恶便可能以神圣名义、在民众的叫好中堂而皇之地实施。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沦为嫌犯或被告？正如淫秽杂志《皮条客》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所感慨的：如果法律连我这种人渣都保护的话，它肯定也会保护你们这些好人。此外，卖淫在道德评价上本属负面，但当下舆论中，性工作者却常因相对弱势的地位，以及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逆反心理而被用作反讽的符号，反受颂扬。来源: 南方周末 进入专题： 坏人 李天一案 。常识必须被不断重复和强调，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如立法者在干涉由个人劳动所获得的有财产价值之物品或权利时，受到更强限制。
[29]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根据第103条第2款，被征用财产人得到及时和公正补偿是一项基本权利，要求补偿相当于该财产的当时的实际价值，而12/92/M号法律第1条第2款将公正赔偿定为征用的一般原则，尽管用词不同，但二者的含义是一致的。此一比例原则，也在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简称条例）中得以彰显。
[2]基本法之所以将财产权交由立法者来决定，是因为诸如婚姻、结社和财产权这些基本权，如果没有国家相应的规整——学说上称为塑造或具体化，根本不可能存在。也在宪法中规定了对财产权保障的德国，其学理和实践值得我们参考。
法律征收只有在（同样拥有法律基础的）行政征收对于公共福祉会带来损失时，才是允许的。参见马耀霖：《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土地制度》，载于《基本法研究》第2期，2009年。
理由在于：从《澳门基本法》第25至42条对澳门居民各种基本权利的规定来看，与我国宪法类似，基本法对居民权利的保护同样是原则，而限制同样是例外，那么从中也能得出，限制居民的基本权利，必须遵循比例原则。[6]在立法者根据第1款第2句立法，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制时（这种限制并非外来和事后的，而是一开始就是财产权定义的成分），这一规整界定了新的财产权，却可能构成对根据（修法之前）旧法而存在的财产权的限制。从我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中也能够得出比例原则，它不仅约束有关所有权内容与限制的立法和有关征收的立法，而且制约了有关法律的解释。而就立宪者意志而言，当时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放到国家机构之前，也是要突出先有公民权力，才有国家权力。
第三，从各个宪法（性法律）中所得出的比例原则，与直接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条文，共同构成了对财产权立法的制约。符合目的解释标准的也只有第二种理解，因为如果第13条第3款是要授权国家自由决定征收，这一条款就根本不必通过修宪加入宪法，在没有这一条款的时候，国家同样自由决定征收的问题。
另外，根据前文得出的、限制私人财产权必须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相关立法也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第三，征收只有在为了公共福祉事实上必要时才得允许，不属于此的有仅仅出于国家财政的理由或仅仅为了增进私人利益的征收。
这也对应了原则性规范的特点——原则作为最大化要求，其要求之实现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或者反过来说，对原则的限制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如新闻法第9条被宣布违宪，因为它无区别地要求任何出版人无偿地将其一份出版物上交图书馆。
[28]范剑虹：《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载于《海外法学》，第1期，2006年。内容和限制由法律确定。（一）比例原则对立法划定私有财产权的制约 《德国基本法》并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这一原则虽已因为宪法法院的实践而构成了宪法教义学的重要成分，但长期以来，从宪法中得出这一原则的方式，也不很让人满意。只有为了公共福祉才允许征收。
如修改核能法的目的是结束对核能的商业运用，但对于运营中的核能设施则规定了剩余运营时间。[4]但是，一定的塑造排除了其他的塑造方式，就此而言也会构成对基本权的限制。
强烈干涉或者是干涉财产权人自己工作的成果，或者是违背平等原则。而且《宪法》第13条第3款对征收征用的授权，和《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也颇为相似。
正如学者所言，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蕴含着对抗国家权力不当侵害和限制自由的意味，预设了国家权力行使之例外和有限，便有比例原则保护基本权利而加诸国家之上的分寸要求。[19]比如条例第21条规定了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选择后者的，应结清被征收房屋和调换房屋之间的差价，对于因旧城区改建而征收的，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
首页>>育儿 
